今古言堂 / 東方歷史 / 宋朝的天文學成就輝煌,為什么沒有誕生杰...

0 0

   

宋朝的天文學成就輝煌,為什么沒有誕生杰出的天文學家?

原創
2020-03-05  今古言堂

    導語

    我國古代天文學長期以來領先全球,并在宋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。宋朝在天文儀器制造、天象觀測記錄、恒星測量與星圖繪制上都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,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天文學資料。遺憾的是,盡管宋朝天文學成就斐然,卻沒有誕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學家,也沒有促進天文學的深入發展。深入透析背后的隱藏因素,或許有助于理解我國天文學到明清時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所在。

    古代星宿圖

    宋朝的天文學成就

    1、天文儀器制造

    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天文學是一項高度依賴設備儀器的科學,它的研究對象是天上的日月繁星,遠在數百、數千甚至數萬光年之外,沒有精密先進的儀器,僅憑一雙肉眼,只能和老祖宗們一樣,觀測記載一些顯著的天文現象,如日食、月食、彗星、流星等,無法取得實質上的進步。

    宋朝制造過許多大型的天文儀器,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(980年),四川民間天文學愛好者張思訓設計制造了水轉渾天儀,又名“太平渾儀”,改傳統的水力驅動為水銀驅動,解決了冬天水結冰影響儀器運作的問題。另外,宋太宗至道年間的至道銅候儀、宋仁宗皇祐年間的皇祐渾儀、宋神宗熙寧的熙寧渾儀等,較以往的天文儀器在結構設計和測量精度上都有較大提高。

    宋朝最先進的天文儀器,莫過于蘇頌在宋哲宗元祐年間領銜研制的水運儀象臺,又名“元祐渾天儀象”。這臺天文儀器總高12米,寬7米,以水力為動力,集渾儀、渾象和報時三大功能儀器于一體,底層為動力、傳動和報時裝置,中層為渾象,上層為渾儀,三部分儀器聯動并自動跟蹤天體運行。水運儀象臺的規制之宏偉、設計之精巧、構造之復雜、功能之完善,堪稱我國古代天文儀器之首,國際科學界對蘇頌發明的水運儀象臺有也著高度評價,認為它是現代鐘表的先祖。

    蘇頌及其主持建造的水運儀象臺

    2、天象觀測記錄

    我國古代十分重視天象觀測,留下許多珍貴的觀測記錄。宋朝設置雙重天文機構,一個是司天監,一個是天文院,兩所機構職能相同,都負責天象觀測,但獨立進行觀測行動。司天監每天清晨上報前一天的觀測報告,天文院負責以自己的監測報告進行核對。若雙方報告不一致,說明至少有一方存在錯報、漏報甚至謊報現象。這一制度極大提高了天象觀測的準確性,使得觀測記錄具有重要科學價值。

    宋朝的天象觀測與以往朝代沒有本質區別,以觀測日月星辰運行變化為主,但由于天文儀器的先進、觀測制度的嚴密,留下的觀測記錄比以往更全面、更豐富、更準確,也更有科學價值。世界公認古代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記錄,這一點宋朝無疑做出了重要貢獻。

    1054年曾發生過一次著名的超新星爆發,現代天文學稱之為SN1054超新星爆發,至今仍留有爆發遺跡(一個美麗的蟹狀星云和中間的一顆中子星),當時整個歐洲都沒有留下記錄,宋朝史料卻留下了確切記載,將之稱為“天關客星”。《宋史天文志》的記錄是:

   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(1054年7月4日),出天關東南可數寸,歲余稍沒”。

    《宋會要輯稿》的記錄更加詳細,明確記錄這次超新星爆發的現象至少持續了二十三天,其光芒之耀眼,白天都可以觀測到,夜晚可見時間從至和元年五月到嘉祐元年三月,持續一年十個月:

    “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,守將作監致仕楊維德言:伏睹客星出現,其星上微有光彩,黃色。……嘉祐元年三月,司天監言:客星沒,客去之兆也。初,至和元年五月,晨出東方,守天關,晝見如太白,芒角四出,色赤白,凡見二十三日。”

    天關客星遺跡圖&《宋史》星象的記載

    3、恒星測量與星圖繪制

    偉大的哲學家、天文學家、星云學說的創始人康德說過“有兩種東西,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,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”

    恒星測量是天文學的基礎性工作,相當于勘察測繪;星圖則是觀測恒星的記錄和查找恒星的工具,相當于編制地圖。我國古代很早就進行了恒星測量和星圖編制,但宋朝是進行全天恒星觀測最多的時期,至少進行過七次有計劃的、大規模的恒星測量,每次測量都在前一次測量的基礎上,不斷改進測量精度,北宋崇寧年間的一次恒星測量中,二十八星宿的測量誤差絕對值平均只有0.15度,在那個沒有天文望遠鏡的時代,這樣的精度領先全球,讓人嘆為觀止。

    宋神宗元豐年間的恒星測量成果,被宋人繪制成星圖,并被刻石保存下來,共刻恒星1431顆,現存于蘇州博物館,是我國現存最為古老的星圖,而歐洲直到14世紀文藝復興以前,觀測的星數不過1022顆,部分西方科技史家稱“從中世紀直到14世紀末,除中國的星圖以外,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。”

    盡管宋朝天文學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成就,但令人稱奇的是,宋朝并沒有誕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學家。以領銜制造水運儀象臺的蘇頌為例,一直被認為是宋朝最杰出的天文學家,但實際上蘇頌的主業是做官,他的一生遍歷地方長官,在朝廷多個部門任職,并于宋哲宗元祐年間拜相,天文工作只是他漫長職業生涯中一段短暫時光,而且他只是水運儀象臺研制的領導者,并非設計師。

    藏于蘇州博物館的石刻天文圖

    究竟是什么原因,使得天文學頂峰的宋朝,未能誕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學家呢?

    原因1:儒家“天人感應”學說影響,缺乏深層次研究

    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天象觀測,設立專門機構,供養專職人員進行天象觀測,觀測之嚴密,記錄之完善,世所罕見。但古代統治者和士大夫重視天文學的根本目的,不是將其作為科學研究,探求天象運行背后的客觀規律,而是受儒家“天人感應”理論影響,將“天變”與“人事”聯系起來,認為只要國家有不符合倫理禮儀的問題出現,天上就會出現某種變化來譴責和警告,如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記載:

    “國家將有失道之敗,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,不知自省,又出怪異以警懼之,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。”

    北宋中后期出現了一個復興儒學的浪潮,儒學思想經歷唐朝五代的衰落后,重新崛起并占據統治地位,以皇帝為核心、士大夫為主體的統治集團深受儒學“天人感應”思想的影響,因此《宋史·天文志》開篇就開宗明義,指出天象變幻是警告君主的信號:

    夫不言而信,天之道也。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,示之以象而已。

    受“天人感應”之說影響,一旦出現日食、月食、彗星、流星、隕石墜落等天文現象,宋朝統治集團就將之與皇帝失德、宦官專權、后宮干政、奸人當道等建立某種聯系,皇帝就要很不情愿地下罪己詔。據統計,現存宋朝史料記載的日食類罪己詔就有25道之多。在“天人感應”深入人心的背景下,沒人去探究天體運行的根本規律,因此宋朝的天文學僅停留在觀測現象層面,很難取得深層次成就。

    提出“天人感應”學說的董仲舒

    原因2:科舉制度“指揮棒”效應,天文學地位不高

    在宋朝的官僚體系中,天文官員的地位很低。宰相、執政為帝王輔佐,臺諫、言官為帝王耳目,侍從、館閣為帝王智囊,而司天監這類天文機構的官員處于最邊緣的位置,平時無人理會,不僅毫無存在感,也缺乏仕途進步的空間,只有出現異常天象時,他們才有一定發言權,被皇帝所注意,而發言內容仍不外乎“天人感應”那一套,因此《宋史·天文志》直接給天文官員定位說:

    居是官(天文之官)者,專察天象之常變,而述天心告戒之意,進言于其君,以致交修之儆焉。

    宋朝實行文官政治,重視科舉,科舉取士之多,空前絕后,官員待遇之好,人人羨慕,使得人們汲汲于科場仕途,將進士及第、入仕做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,儒學經義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。在這樣的形勢下,無論官辦學校還是私塾教育,都把儒學作為根本之學、圣人之學,其他科學如數學、天文學都被認為是“末學”,“術數之學”,不登大雅之堂,宋真宗趙恒曾作《勸學篇》一首,詩云:

    富家不用買良田,書中自有千鐘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,書中自有黃金屋。出門莫恨無人隨,書中車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無良媒,書中自有顏如玉。男兒欲遂平生志,五經勤向窗前讀。

    萬般皆下品,惟有讀書高。在科舉“指揮棒”的導向作用下,大宋的有志有才男兒都被吸引到科場上埋頭苦讀,以期“一舉成名天下知”,投身到仕途上勾心斗角,“十年身到鳳凰池”,有誰耐得住寂寞,愿意數十年如一日地與天文儀器為伍,與日月星辰為友,蹉跎了大好的青春時光?

    “水運儀象臺”結構復原圖

    原因3:官辦天文模式限制,天文學缺乏群眾基礎

    我國是世界上天文學起步最早、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,“故自上古以來,天文有世掌之官,唐虞羲、和,夏昆吾,商巫咸,周史佚、甘德、石申之流。”每一個朝代都設太史局、司天監、天文院等名稱不一的天文機構,配備專職的天文官員,可謂要編制有編制,要人手有人手,要經費有經費,讓同時期的歐洲各國望塵莫及,也造就了我國天文學成就在文藝復興之前一直領先于歐洲。

    但官辦模式也有弊端,就是禁止民間教習天文。我國歷朝歷代雖然重視天文,卻認為天文學是“術數之學”“讖緯之學”,禁止民間私自開展,宋朝也不例外,而且禁令比前朝更加廣泛、更加嚴格。宋太祖趙匡胤算是宋朝最開明的皇帝,仍于開寶五年(公元972年)下詔規定:

    “禁玄象器物、天文、圖讖、七歷、太乙、雷公、六壬、遁甲等,不得私藏于家,有者并送官。”

    宋太宗頗為重視天文,曾下詔各地官府推薦民間精通天文的人才,送到司天監考校,考校合格就可以授予官職,在司天監上班,曾制造“太平渾儀”的張思訓、制造“至道銅候儀”的韓顯符,都是這樣從民間天文愛好者一舉成為國家天文臺正式干部的。從一介布衣直接當上公務員,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,充分顯示出趙光義對天文學的重視,但他選拔天文人才的詔令中卻有如下規定:

    太宗之世,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,試隸司天臺;匿不以聞者幻罪論死。……禁天文、卜相等書,私習者斬。

    原來,趙光義從民間選拔天文人才背后還有一個隱藏意圖,把精通天文之人籠絡到朝廷加以控制,避免他們在民間私習、傳播天文星象之術,搖動百姓民心,擾亂社會秩序。宋朝后來的皇帝對民間私習天文的禁令越來越嚴,不斷重申禁令,如宋真宗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正月下詔規定:

    “圖緯、推步之書,舊章所禁私習尚多,其嚴申之。自民間應有天象器物,讖候禁書,并令首納,所在焚毀。”

    如此嚴令禁止,三令五申,讓民間百姓不敢私習天文,畢竟誰也不敢冒著掉腦袋的風險,去學一門不能當飯吃、不能考試做官的學問。當一門科學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時,是很難出現杰出天文學家的。

    宋朝的司天監和天文官員

    原因4:實用主義思想影響,難成理論體系

    我國古代的天文學成就主要在天象和歷法兩大方面。如前所述,宋朝的天象觀測受儒家“天人感應”思想影響,主要為統治集團服務,缺乏實用價值,不注重深層次的天體運行規律;而宋朝的歷法則受“實用主義”影響,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,注重實用價值,同樣導致不注重理論研究。

    我國是農耕經濟為主的國家,農業生產極度依賴于氣候,迫切需要一套能反映日月運行、氣候變化的歷法。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上,我國先后實行過五次大的歷法改革,每次改革都比以前的歷法更加精確,但無論如何改革歷法,歷法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務于農業生產,而不是探索宇宙。正因為歷法的實用性,使得人們僅僅將它作為指導農業生產的輔助工具,而不是一門獨立的科學,因此無論官方還是民間,都沒有把天文學作為科學進行深入研究,更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。

    古代觀星臺遺址

    結語

    宋朝政府對天文學的重視促進天文學取得空前輝煌的成就,使得古代天文學在宋朝達到一個頂峰,但儒家“天人感應”學說、科舉制度“指揮棒”效應、官辦天文模式限制、實用主義思想影響,這四大因素又束縛了天文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深入發展,使得天文學始終未能形成獨立理論體系。其后的元明清時期,這四大因素的制約效應更加突出,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也越來越遲緩,到14世紀到16世紀歐洲開始文藝復興時,我國天文學終于開始全面落后于西方。其中原因,至今值得我們深思。

    參考資料:《宋史》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《宋會要輯稿》《中國通史》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

    圖片來自網絡,如有侵權,請及時聯系作者刪除。

    猜你喜歡

    0條評論

    發表

    請遵守用戶 評論公約

    類似文章 更多
    喜歡該文的人也喜歡 更多

    天堂乐fun88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